華人教會近來關心宣教，尤其是對猶太人宣教，這是好事，更是美事。從幾個角度來看，基督徒確實該關心猶太事工：

從神學角度看關心猶太人

從啟示論角度看，舊約乃猶太文士所謄錄、傳承，舊約正典乃從猶太人而來，沒有猶太人就沒有舊約正典。由此看來，聖經無誤論不是基督教無中生有的自我宣告，事實上是建立在人證（文士的忠心傳承）和物證（死海經卷的以賽亞書，與馬索拉文本所載完全一致），這千年歷史客觀的雙重證據上。猶太人因為從小浸淫在這特殊啟示中，因此特別聰明，單單箴言的導論（箴一1-7），就足以啟發教育當局如何建構栽培更為聰明智慧的下一代的方法。從新約來看更是叫人稱奇，耶穌的學生絕大部分連加利利小學都沒能畢業，但他們所寫下的新約聖經書卷，卻是兩千年以來的學者還研究不透的豐富！從人類族群角度看，確實沒有猶太人就沒有聖經，人類也就得不到真智慧！

從救恩論角度看，人類虧欠了猶太人，因為救恩確實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四22）：

（一）耶穌和初代使徒是猶太人，猶太的歷史乃人類的救恩歷史。華人必要謙卑一點，不能因為種族龐大，就一廂情願地抱持民族主義的情懷，認為中國文化中已印證了特殊的啟示。（宣稱約一1所宣告的太初有「道」，就是老子道德經中的「道」。）神一直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非孔子、孟子、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的神，因此外邦人「不可向舊枝子（猶太人）誇口」（羅十一18）。

（二）保羅在以弗所書二章11-12節中已有清楚的陳述：猶太人之外的其他各種族，沒有神、沒有盼望，是應許的局外人。自由派所提倡的「故事神學」宣稱各民族都有救恩，否定基督乃人類得救惟一的管道，乃至試圖推銷「五教共和」，這些觀點完全不合聖經真理。「救恩單單從猶太人出來」的絕對真理，不可能被「本色化與處境化」所相對化或沖淡、淹沒、解構。

（三）Hans Kung和Karl Rahner兩位天主教學者，無條件地肯定別教的文化，稱異教徒為「匿名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s）或「準基督徒」（Pre-Christians）。他們藉著對異教文化的實質認同，試圖在形式上消除基督教名號的對立，這種方式不僅基督徒不敢苟同，連異教徒也覺得太過霸氣──他們焉肯在毫不知情下被基督教「吃掉」，並被冠以「基督徒」的稱號？彼得的宣告「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不可能被「打折」賤賣的！救恩只有「從猶太人中出來的」一條路，聖經絕對沒有普救論「條條道路通羅馬」的討價還價空間！

從神的屬性看教會應有態度

從神的屬性角度看，猶太人身上可以看到神豐盛的屬性，因此教會該以還債的態度來回應猶太事工：

（一）愛：猶太人的歷史，就是神如何愛罪人的真實寫照。猶太人從出了埃及、進到迦南之後，無論神如何差派先知勸誡，他們卻總是剛硬，直到被擄；但是神仍然一再地給機會，包括以色列的復國。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一個邦國，可以在亡國二千五百年後重新復國的。猶太人的歷史突顯了神愛的屬性。

（二）全能：1948年以色列復國，不僅說明了猶太人是一個奇特的民族，更說明了猶太人的神乃奇特的真神，祂主宰人間歷史（history is His story），正如同祂應許並應驗猶太人從被擄到歸回一樣（賽四十九22-23；徒一6）。人間沒有任何權柄可以藉著殺害猶太人，而妄想因此廢去神的應許，那屠殺以色列人的希特拉終究敗亡，就是第二千禧年的歷史明證！

（三）憐憫：神不僅全能、獨行奇事、主權在握，更是慈愛無比，祂容許外邦人成為祂的子民，本來是野橄欖的，卻可以成為橄欖樹的一部分，而且在猶太人信主之前，先嚐主恩（羅十一）！神樂意叫外邦人知道，在基督裡榮耀的盼望，即使外邦人也有分（西一27）。

（四）信實：保羅書信中，清楚地呈現了神的救贖計劃，乃經過三千多年前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猶大、大衛，一直到耶穌才顯明出來（加三16）；之後福音傳給遠處的人和近處的人（弗二17），並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加三28），一如祂在三千年前的應許（創十五5、十七1-7）。信實的神果然說話算話。

（五）全智：保羅從神的啟示和自己多次旅行佈道的經驗，體會了神乃藉著外邦人歸主，來激動猶太人得救（羅十一25-28）。行筆至此，保羅不禁用讚美結束羅馬書的前半部：「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羅十一33-36）；接著保羅將這讚美轉為呼召：「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羅十二1）。神兒女能蒙恩且被感動奉獻，完全出於全智、全善、全能神的救贖傑作，而這種種都與猶太人有關。

歷史中的極端與當代反思

然而，兩千年來教會是否參與了猶太事工？這問題與猶太人在末世的地位息息相關。從末世論的解經史看，教會其實走在兩個極端。一派主張在耶穌的兩次降臨之間，猶太人的地位已經式微了（如安息日會的LaRondelle，和初代教父Marcion），這一派發展出來的末世論，就是主張「神在舊約的應許已經完全被教會所取代」的無千禧年派，他們強調猶太人在救恩歷史中的地位已經「功成身退」，不會再有一席之地。另一派主張「以色列在末世的地位不能被取代」、「神為了猶太子民將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這論點後來發展出千禧年前派，其中從弟兄會發展出來的時代派更強烈支持猶太復國與聖殿重建。因此1948年以色列復國時，時代派就認定耶穌再次降臨的時機快到了（參太廿32-33）。

這兩個極端的觀點，仍然左右著教會是否該參與猶太事工。無千禧年派對猶太事工傾向於不聞不問，早期美國教會歷史甚至還出現「美國乃領受盟約的新以色列民，神的應許已經完全轉給美國」的論調，這「盟約」論調的根雖被愛德華滋所拆毀，但是影響所及，讓美國的一些立國元老們仍認定，自己是在建造神的新盟約子民。另一方面，千禧年前派對於猶太人的一切「情有獨鍾」，主張必須不顧一切保護神的選民，某些教派（靈恩派和基要派都有）甚至還認為「任何支持猶太人的教會必然興旺」，「教會不興旺乃因為忽略了猶太人、猶太事工、甚至猶太國」！

教會該如何看待猶太人？這是個千古問題。一方面，多少因著使徒們的教導（如彼前二13-14、羅十三1-7），猶太人誤以為早期教會對猶太人受羅馬的逼迫，以及猶太「復國」的計劃，完全漠不關心，不論是主後70年聖殿被毀（希伯來書主張，聖殿的地位已經被真正的大祭司耶穌所取代，因此基督徒不那麼「在乎」聖殿是否被毀），或主後132至135年之間Bar Kohba的反動（基督徒有清楚的「兩國論」視野，因此寧可背起「十字架」，而不願興起「十字軍」），因此猶太人對教會心存芥蒂（遂自行將舊約聖經翻譯為希臘文，免得猶太子女被基督徒所用的經典「同化」了），一直到今天。

此外，中古世紀還存在另一個極端，就是教會關心地上過於天上，因此被有心人士所主導而引爆了十字軍東征，教會也被牽扯進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間，那幾千年來剪不斷的「以撒、以實瑪利」歷史仇恨中，導致穆斯林長期以來對福音的反感和反動。如今，離開神已經很遠的歐洲國家，都怕那些「藉著殉道以得阿拉獎賞」的伊斯蘭教徒報復，紛紛主動切斷他們祖宗信仰的臍帶，並與美國保持距離，免得自己也代替猶太國，吃了冤枉的子彈，成為伊斯蘭教徒報復猶太人的「替死鬼」。從這些歷史極端中，我們可以看出，教會對於猶太人的觀點，牽動著整個教會的「命運」。

從羅馬書九至十一章來看，猶太人在末世的地位舉足輕重，不可能被抹滅。那麼，教會這「野橄欖」該如何關心猶太人這「舊枝子」呢？首先，最根本的問題必須釐清：神兒女最該感恩的對象不是猶太人，而是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後裔的彌賽亞耶穌。神賜福的主要管道，並不是猶太人，而是亞伯拉罕後裔的君王耶穌（創十七6），就是那位摩利亞山上的羊羔所預表的耶穌（創廿二）。在救贖的歷史中，猶太人只能算是配角，他們的真正角色，是要成為萬國的祝福（創十二1-3），而不是靜待萬國向他們稱謝。該稱謝、屈膝的對象是耶穌（腓二10），不是猶太人！

誠然，羅馬書因信稱義的高潮（羅九至十一），乃以猶太人為例證。聖經的救恩舞台上，確實演著猶太人的劇情，因此教會對猶太人不聞不問，實不相宜；但是另一方面，任何參與猶太事工的人，不必藉著與猶太人的血緣關係，刻意標榜猶太人如何特別，免得陷入幫猶太人邀功的人本主義和相對主義窠臼中，其結果可能激發反閃思潮！此外，教會更不可對猶太人「情有獨鍾」，乃至對於當今猶太政權隔離、壓制巴勒斯坦人的作為全盤認同，甚至「縱容」（當然，雙方都有責任，且都卡在「以牙還牙」的心態中），因而導致穆斯林對教會更大的反感，阻礙了福音事工。

教會應否關心猶太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著名哲學家Martin Buber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是猶太異議分子，他們都強調猶太人居住的地方，不應該有人因此得被迫離開家園。曾被希特拉逼迫而逃亡的愛因斯坦，體會到「受害者」的苦境，不希望因為猶太人的建國而產生「受害者」，他還主張：「我更樂意見到與阿拉伯國家和平共存，甚於創建一個猶太國家。」這些觀點對於中東當今局勢雖然於事無補，但是卻具有省思作用：教會是否因單單想幫助猶太人，而失去更廣大的穆斯林族群？教會是在幫助猶太人復國、建國，還是幫助猶太人信耶穌？教會是否因為信仰上有「血緣」關係，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支持神的「選民」政治上的一切作為？教會是否認真執行「神愛世人」的普世宣教任務？

不要誤會，教會當然得關心猶太人。但從聖經來看，教會對猶太人所該關心的，應當完全在於福音（羅十1）。對以色列當局，教會不一定要感到虧欠，就如同對於伊斯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教會不一定要感到虧欠一樣；但為了福音的緣故，我們對猶太人、穆斯林、佛教徒等都要同樣背負虧欠（羅十三8）。教會不該成為「排猶主義者」，但也不要成為「排伊主義者」；教會宣教的立場必須是超文化、超區域和超種族，不該選擇站在任何族群的一邊，教會只選擇站在神這一邊！教會要更關心神要我們關心的，過於人間任何政權和種族。

從經濟角度看，保羅確曾幫助過猶太同胞，且鼓勵外邦教會幫助他們：「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羅十五27）這裡保羅所指的「他們」，並非不順從主的猶太人（羅十五31），而是耶路撒冷的教會（參徒十一29、加二1）；因此，寧可將錢奉獻給猶太、巴勒斯坦的教會，乃至伊斯蘭地區的教會，也不需要奉獻給以色列當局。從這角度來看，教會不需要毫無條件地幫以色列政府背書，更不該被以色列政府「收買」。教會該關心的是猶太人歸主，遠過於猶太人的建國。

從禱告來看，教會該為神所愛的猶太人禱告，並積極投入猶太宣教，正如同為神所愛的世人禱告和投入宣教。但要留心，不因為了猶太宣教，而犧牲了對其他族群的宣教。保羅說：「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一14-15）並不是過去一些基要派所主張的「情願盡我的力量來幫助猶太復國。」

從啟示論角度看，神確實用猶太人寫聖經，但是神也用外邦人寫聖經，路加就是一個明證，可見並不因為是猶太人，所以才有資格寫聖經，箴言中也有外邦人的名字被放進經文中（箴三十、三十一）。猶太人並沒有比別的民族更尊貴、更該被愛。教會不要走入Bultmann將「神學」扁化、簡化為人類學的覆轍，把超越種族時空的信仰給種族化、族群化、區域化了。

更廣大的穆斯林族群宣教

教會當然更不必為了更廣大的穆斯林族群，而一味討好這族群的一切所做所為。英裔中東傑出歷史學者Bernard Lewis在《哪裡出了錯？》一書中曾提醒，穆斯林世界該從詰問「是誰陷我們於此困境？」的歸咎別人觀點，轉化為「我們如何矯正？」的自我反省，這位知名的普林斯頓大學中東研究教授，從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宗教體系和改革等角度分析，幫助讀者（尤其是穆斯林讀者）從自己的禁錮中釋放出來，免得用恐怖主義來對待西方世界，以仇恨來舒解長期的屈辱。其實，華人信徒早就可以從中國五四運動學到這功課：人類會因為自卑於受欺壓而「惱羞成怒」，遂走上「義和團」式愚蠢、自殺的反動。穆斯林國家其實就是處於這種心態，而興起自殺式的報復行動。

然而，西方世界似乎仍未能被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所喚醒，並沒有記取過去曾欺壓穆斯林而付出慘痛代價的教訓：「搖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樣，激動怒氣必起爭端。」（箴三十33）那珍惜自己生存權的猶太人，更沒有從二次大戰，特別是舊約時代三次被擄巴比倫的歷史中學到功課，繼續「以惡報惡」、「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事實是，在這個猶伊間的衝突過程中，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等同於引發了第二次「十字軍」（至少對穆斯林而言，特別是嚴格教義派的人），西方人往穆斯林世界宣教的事工大受挫折，伊斯蘭事工的重責大任確實該由亞洲（特別是華人）來承接。華人教會在承接伊斯蘭事工時，千萬不可重蹈過去人類歷史的覆轍。

九一一事件後，西方宣教士對穆斯林的事工被迫進入停擺和交棒狀態時，承接的華人教會不要因為偏頗猶太人，錯失了神給地上萬族的福音任務，乃至引起伊斯蘭教對基督教國家的仇恨，妨礙了福音的廣傳。華人教會必須認知的是，往伊斯蘭國家宣教的路，不應侷限於單單一條「絲路」，需要開闢其他多樣化的管道，一棒接一棒、長期禱告並在各行各業多方投入。華人領袖更不可抱著速成的觀念，以為從「絲路」通往伊斯蘭教最鬆動的土耳其，再推進到耶路撒冷，即所謂的「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就可以「迎接耶穌第二次降臨」。

猶宣、伊宣、與普世宣教

要讓穆斯林和猶太人歸主，絕非一條絲路可以克竟全功。華人宣教事工（包括透過絲路往耶路撒冷者）都必須留心：

宣教的目標當然是萬民，包括了猶太人和穆斯林（實際上，已經有這樣委身於穆斯林作宣教事奉的，很值得華人信徒參考），千萬不要有意無意地繞過任何種族（例如穆斯林族群）。沒有將「福音傳遍天下」（太二十四14），單單偏執於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是不可能「強逼」耶穌第二次降臨的。

不要將所有宣教的「蛋」，統統放在猶太人這「籃子」裡，免得「回歸耶路撒冷」這麼美的末世論盼望，淪為有心人士挪用為募錢的口號。宣教事工當然是「細水長流」，特別是專業人士的投入，不能單以業績來決定策略，然而教會領袖仍須留心的是，信徒的奉獻是否真正用於各樣宣教需要的刀口上？

從羅馬書十一章來看，世上所有族群中最剛硬、最後才信耶穌的，不是華人，不是穆斯林，而是猶太人。宣教需要有策略，不能單有熱心，免得所有的焦點單單對準猶太事工，而白費了功夫（反過來說，華人教會投身宣教的信徒比例仍然太少，包括猶太事工）。其實這樣的挫折，保羅早已經歷並且提醒過我們（羅九1-3），教會不需要一味地浪費時間和人力，逕自朝著這一條冤枉的單行道上奔走。

單單注目猶太事工，除了浪費了人力、財力之外，可能還會在「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命上交了白卷，那才是宣教事工最大的悲劇！瞧，保羅雖然經歷同胞拒絕福音的挫折，但他從來不曾因猶太人的心硬，而停止向外邦宣教的腳步（例如徒十七）。

歸根究底，宣教的基礎不是民族主義，華人教會不要讓猶太事工建立在猶太民族主義上（若然，必會引生出相對主義、人本主義，導致宣教的視野變得狹窄、偏激），而是建立在三一真神的神學上。華人教會所熟悉的戴德生，他到中國來事奉的名言，或可作為華人教會寶貴的箴言：「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一條不給中國。」更重要的是接下來常被忽略的這一句，它才是宣教的核心神學：「Not China, but Christ！」（不是為中國，而是為了基督！）猶太事工的基本理由，不為猶太，乃為基督！

（來源：國度復興報-文◎吳獻章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專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