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2018-12-03發佈


聖戰組織與東地中海前線國家的關係
作者:李特薩斯博士(Dr. Spyridon N. Litsas)
作者為希臘塞薩洛尼基馬其頓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法國格勒諾柏大學國際關係策略學系以及希臘陸軍最高聯合戰爭學校客座教授
翻譯:Joy Chen
來源:CANWF 。蒙允刊載

伊斯蘭持續以來的激進,顯示出西方世界的基本安全受到挑戰,使得「前線國家」這個名詞有了新的面向。身為前線國家,希臘與以色列兩國負有共同的策略性角色,都樂意且能夠在地理位置極為重要的東地中海區域護衛西方利益。隨著「前線國家」這角色的重要性日益加增,希臘和以色列擔負著擴大區域安全的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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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阿帕契直升機與希臘空軍進行聯合演習。(照片來源:維基百科,以色列空軍)

伊斯蘭的激進:持續的進行式

許多分析家企圖追溯伊斯蘭激進路線的發源地,發現在1979年伊朗的什葉派神權政治是源頭。也有人認為起源於蘇聯入侵阿富汗,或是南斯拉夫內戰期間主導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穆斯林區域(Muslim region of Bosnia Herzegovina)。另有些理論派傾向於回溯至二十世紀初期穆斯林兄弟會的信念,此信念融合深刻的反殖民立場和明顯的「薩拉菲」主義(Salafism,原教旨主義)。有的分析家則溯及十八世紀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的嚴峻立法派,甚至是十三世紀後半葉以及十四世紀上半葉,伊本·泰米葉的反動言論。

這些論點都沒有錯,然而它們均忽略了伊斯蘭在早期形成時發展出的一項基本特色。伊斯蘭是根據矛盾而生出的宗教,於其暴力和宗教行為連結一事可見一斑。聖戰,此非常議題與伊斯蘭宗教活動背景之下所執行使用的暴力,理論上並不存在;而是與伊斯蘭四大學派有直接關聯:哈納菲派、瑪利基派、莎菲懿學派以及漢巴利派。根據此四大學派,全世界可分為兩個領域:伊斯蘭之域(Dar al-Islam)–信仰所建立的地區;戰爭之域(Dar al-Harb)–由穆斯林與非信徒戰爭而建立伊斯蘭教法的地區。先知穆罕默德著名的告別辭中說道:「我受命與世人爭戰,直到所有人都說:『唯獨阿拉是真神!』」

有人爭辯說伊斯蘭並非主張暴力的宗教,根據馬丁‧懷特(Martin Wight)的國際理論,伊斯蘭是為了推崇革命精神的宗教。這種根深蒂固的推崇暴力理念深植於伊斯蘭教義核心,亦是驅使其不斷激進化的背後推手。伊斯蘭,尤其佔多數的遜尼派,只要有機會就絕不會停止激進主義的路線。

倘若激進主張一直以來對伊斯蘭並非新事,那麼與現代的主張有何差異?為何聖戰組織似乎異常有能力並且擴張恐怖與死亡的手段層出不窮呢?

伊斯蘭激進過程之今昔不同在於科技,特別是網際網絡出現之後,恐怖的畫面和間接的心理戰術瞄準西方社會,滲透至西方人的家庭。二十一世紀不是伊斯蘭激進化的時代,這世代聖戰組織已有能力向數以百萬人散佈、傳播仇恨種子與虛無主義。

先進的科技工具,再透過「黑暗網路」更有機會接觸廣大的觀眾,增加了觸及的人數。

恐怖戰爭使用的科技日新月異,人類史上首次穆斯林的全球社群(UMMA)在數位領域掌握了特定形式與模式。這意謂著威脅擴大,因為聖戰組織具有無數通訊管道得以企畫行動及招募成員。

希臘和以色列:前線國家

葛利基爾(J.J. Grygiel)和密契爾(A. Wess Mitchell)在最近一篇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美國首府有必要提出新的策略,強調前線國家結盟的重要性。以色列在東地中海和中東地區位居要角,勢必列在名單內。另一重要國家希臘竟不在名單內,這是錯誤的,希臘對於有效地打擊聖戰組織具有重要地位。

雅典、耶路撒冷以及尼科西亞之間的緊密連結遠比開放通訊鏈促成能源合作來得重要。此關鍵鐵三角(尤其是雅典與耶路撒冷的密切合作)能協助這些聖戰組織箭靶的西方國家起來抗衡。

雅典和耶路撒冷在這方面該如何支援呢?

首先可以建立難民流動管制的網絡。土耳其在這方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執行。聖戰士利用難民流動時經過愛琴海路徑進入希臘,目的是潛入西方國家。

其次,賦予希臘、以色列和賽普勒斯防衛軍實質任務,防止東地中海的人口走私。希臘軍隊的海軍實力結合以色列空軍得以將東地中海區域轉變為有效抵抗外來聖戰士行動的地區。以色列是科技領航者,希臘則具備相當的軟體能量,兩者結合創造的政治敘事可抵擋伊斯蘭聖戰士在東地中海的勢力。

實施這些措施將影響東地中海、中東地區以及東南歐的發展,美國必須維持對以色列的公開支持。美國大使館遷移到耶路撒冷的決定即在這方面呈現出極重要的政治態度。同樣地,美國應將希臘視為前線國家。

當原教旨主義(Takfirism)新時代來臨,融合虛無主義和超宗教狂熱主義,伊斯蘭的激進化仍會持續,並在利比亞、敘利亞和沙黑爾等地擴展。以色列和希臘作為暴風雨穆斯林群島之前的最後邊界之戰略重要性;若再考量俄國與中國的延伸觸角,更顯出以色列與希臘已日漸形成在此區域擔當西方世界要角的實力。

這世界瞬息萬變,眾多政府與非政府操盤者公開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西方世界必要的策略性重整在這時代攸關緊要。地理價值日趨重要的東地中海在未來數十年將兼具挑戰與機會的地位。

希臘和以色列扮演著西方世界前線國家的關鍵角色。未來將看見在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分際線上產生的各種挑戰。這不是印證亨廷頓(S.P.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所述,因為聖戰組織的目標也針對穆斯林國家,然而我們需要承認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前線國家在此刻負有比以往更多的強化共同安全的重責大任。